嫁妆，亦称“陪妆”“妆奁”，指的是女性出嫁时从娘家带到丈夫家的钱、物。嫁妆作为与聘财同样重要。中国传统婚姻缔结的重要条件渊源于先秦。嫁妆在女性的不同阶段中，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女子从娘家获得的嫁资，不仅仅寄托着亲人对她的深厚感情，也体现了娘家对其丧失财产权的补偿；对于已经出嫁的女性而言，嫁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在夫家的地位；在女子离世之后，嫁妆又成为了她的儿孙们在分家产时的继承对象。儒家伦理要求“子妇无私货，无私畜，无私器，不敢私假，不敢私与”。然而，从文献记载来看，汉代女性的嫁妆权利是受保护的。通常而言，嫁妆是每个出嫁女子从娘家获得财产权的最直接方式。

汉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大一统重新建立的时期，全国大一统的局面，扩大了商业资本活动的舞台，出现了“是以富商大贾，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，得其所欲”的局面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里生动地描述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，西汉社会崇商趋利之风的炽盛，对当时的婚嫁习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所谓“间里嫁娶，尤尚财货”，男方的聘财和女方的嫁妆成为婚假期间耗费钱财最多的项目，婚嫁奢靡之风对汉代社会及其以后的历代社会都造成了深远影响。

汉代婚嫁奢靡之风在空间、时间和社会阶层方面都具有代表性。在时间层面，就整个汉代而言，婚嫁奢靡之风愈演愈烈。汉武帝时，“天下民用财奢靡，车马衣裘宫室皆兢修饰”，婚嫁尤为铺张。汉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上，贤良文学把此作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，汉代婚嫁重聘财嫁妆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。

就空间而言，婚嫁奢靡之风遍布于汉代各地。秦地“嫁娶尤崇奢靡”；太原、上*“嫁娶送死奢靡”；卫地“其失颇奢靡，嫁娶送死过度”；长安城“闾里嫁娶，尤尚财货”；蜀地婚姻“倾家竭产”，“妇女有百辆之徒车”。婚嫁重聘财嫁妆在地域上的广泛性，还可以从汉安帝诏令中得到反映：“婚嫁送终，纷华靡丽。……京师尚若斯，何以示四远？”可见在汉代，东到卫地，西到秦地，北到太原、上*，南到巴蜀的许多地方，甚至连京师地区也盛行着重聘财嫁妆的风气。

此外，婚嫁奢靡现象之盛行更是遍布各个阶层，上至达官显贵，下至普通平民。极其奢靡的嫁娶风气经久不衰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民风的败坏。达官贵人家庭有恃无恐，不为婚嫁所累，正如《汉书·贡禹传》曰：“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，豪富吏民蓄歌者至数十人。”而恰恰相反的是，平民家庭根本承担不起高额的嫁娶费用，甚至称贷富室，举债完婚。从而导致了婚后“富者空减，贫者称贷”甚至“破终身之本业”的状况。

更为严重的是，一些家庭因为嫁娶消费超出了极限，不得已而“生子不举”，造成了一幕幕的悲剧。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引发了当时统治阶层的注意，先后有部分地方州郡长官发布过严禁婚俗奢靡的地方性法令。如南阳太守召信臣“禁止嫁娶送终奢靡，务出于俭约”，主张嫁娶应当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，从而限制婚嫁铺张之风。在整个汉代，限制吏民婚嫁铺张的声音从未停歇，东汉章帝和安帝为了解决婚嫁铺张现象，曾经先后颁布法令，但是这些举措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，效果并不明显。

汉代无比奢靡的婚嫁之风，导致了汉代女子出嫁必须陪送丰厚嫁妆的习俗。所以每个汉代女子在出嫁时都可以获得来自于娘家的嫁资，这也是每个女性获得的最直接最重要的财产。嫁妆在古代又称“妆奁”“奁资”。最早记载“奁”字的文献资料是东汉许慎《说文》释“緣”字：“镜緣也。”注曰：“俗做奁……盛香器也。”“奁”原本指代女子装扮时用来放置胭脂水粉等的镜匣，但除了这些以外，女子的饰品以及父母赠送的钱币等财务也会放入匣中，这些财务均属于女子的私人财产，可由自己随意支配，所以就有了“妆奁”“奁资”指代嫁妆之说。汉代重嫁妆的现象存在于各个阶层中，由于不同阶层的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不同，嫁妆的丰厚程度存在着巨大差异。

首先，汉宗室女子的嫁妆非比寻常，极其丰厚。从列侯宗室之女到出嫁边远少数民族的宗室之女均是如此。公主与诸侯王在*治上享有同样的地位，被赐予丰富的资财以及大量的田宅，这些财务均属于公主的私有财产，随其一起出嫁，因此，毋宁说她们的家资同时也是嫁妆。还有一些为了民族关系而外出和亲的公主，不仅仅因为其身份，更是因为其肩负的重任以及为国家作出的贡献，所以其出嫁往往被赠与丰厚的随嫁物品和奴仆。细君公主出嫁乌孙时，汉武帝赠送颇丰：“赐乘舆服御物，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，赠送甚盛。”随嫁物品有从人、服装、乘车、丝帛和金属器皿，生活用品大到衣被，小到六博之聚，应有尽有。以后和亲乌孙的公主还有解忧公主、相夫公主等亦是如此。由此可见，皇室嫁女陪嫁物品，从随从奴婢，各种衣服饰品及其他生活用品，赠送甚丰。据统计，皇室贵族的家庭出嫁女儿的嫁资在百万甚至达到千万，少者亦不会低于二、三十万钱。

和宗室阶级一样，高级官吏和富商大户阶层的女性成员的陪嫁品数量亦是相当可观的。如，汉代名闻全国的蜀地巨商卓王孙，家世丰豪，其女卓文君出嫁时，赠与其女“僮百人，钱百万，及其嫁时衣被财务”。可见，卓文君的嫁妆内容极其丰厚，不仅包括衣被财务，还有随身的奴婢以及巨额的钱财。林剑鸣认为这些嫁资全部加起来“相当中家三百万的家产”。

然而汉代普通富商高官家庭的经济状况远不如卓氏，因此这些家庭女儿的嫁妆也无法与卓氏相提并论。史载，他们嫁女儿时往往给“满车”之物。汉代高级官吏嫁女时嫁资亦相当丰厚，嫁妆数量十分丰盛，并非一般平民能比。这一阶层女子嫁妆往往有奴婢相随，如，东汉陈省有二子，两个儿子分别娶妻张度辽女儿和荀氏之女，两女均出自富贵之家，出嫁时“从婢七、八，资财自富”。又如，汝南袁隗的妻子是扶风马融的女儿，马融家世极其富豪，其女出嫁“装遣甚盛”。

尽管陪嫁的物品并未详细列举，但结合马融的家世以及陪嫁品的盛状，不难得出其嫁妆数量非同一般。同样，袁隗以女妻张奉时：“送女奢丽，奴婢百人，皆被罗縠，辎軿光路。”可见，高级官吏和富商大户阶层的女子出嫁时，嫁妆极其丰富，除了基本的生活用品，还有奴婢相随。这一阶层家庭的嫁资花费至少二、三十万，多的甚至可达百万。中小地主和小官吏在经济地位上不如富商大贾，据彭卫推测，由于中小地主和中小官吏家中一般有奴婢。所以，陪嫁品中很可能有奴婢侍从，这两个阶级的女子陪嫁物大约值二、三万钱。中小地主和小官吏在经济地位上不如富商大贾。

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农、小手工业者和从事各行各业的城市平民，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，不可能陪嫁奢侈品及奴婢，但是仍然会准备丰厚的生活用品作为嫁资。彭卫研究认为，女子出嫁时的陪嫁几乎与男方聘金所差不多，有时候甚至还会更多，如，戴良有五女，“每有求姻，辄便许嫁”，其女出嫁时“疏赏布被，竹笥木屐以遣之”，可见，其女儿们的陪嫁品大都是一些常见的生活用品，嫁资数量在两千钱左右。虽然戴良并不是小农阶层，但其“好给施，尚侠气”，以“尚俭”著称于时，家中资财大都用于供养食客，并无过多余财。所以，其女出嫁时的嫁资是处于底层的小农阶层的真实写照。又如，《孔雀东南飞》中儿媳妇刘兰芝因被婆婆嫌弃，被迫与丈夫离婚，在其离开夫家时，将嫁妆留给丈夫作为留念，其中就有六七十件的箱、奁、红罗复斗帐和锈腰襦等。

无疑，在奢靡之风盛行的汉代，社会各阶层的女子在出嫁时，都会获得来自于娘家的嫁妆，且女性的嫁妆内容非常丰富，一般都会有衣服首饰等日常用品，家世较好的家庭甚至还会包含奴婢和钱财。嫁妆的数量因家庭境况的差异而相隔悬殊，且因地而异。但无论如何，获取嫁资是每个在室女的基本权利，家庭在分家析产时必须考虑女儿的这种财产权利，同时在室女也通过获取嫁资的形式参与了对本家财产的继承。